“儿化”的语音学和音系学

　　“儿化”是音素特征还是音丛特征是指卷舌作用或动作是一个韵母中一个音素的特征还是几个音素的共同特征。这有点像声调问题,声调是以一个音素为载体，还是以几个音素为载体。“儿化”是一个卷舌元音，一个元音的特征自然是以一个元音为载体的，怎么会像以音节为载体的声调一样呢?这种现象可以类比元音的长短，元音的长短会是一种与其他音素共享的特征吗?如上所述，卷舌元音或“儿化”的发音有两种情况，即使是有动程的情况,动程也极短，无法分开。实际上，“儿化”是发生在一个音节中响度最大的元音上的，这可以用以下两点来证明:第一，“儿化”时，音节中响度最高的元音后的成分都要消失，如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第二，如果响度最大的元音与“儿化”不具有“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如赵元任所说“必须加进一个卷舌的中元音:‘鸡儿’jī+r→jiēr。韵母in也不能同时卷舌，因此干脆把-n丢掉:‘今儿’jīn+r →jiēr，跟‘鸡儿’同音了。”(赵元任，1979，第33页)加进去的这个“卷舌的中元音”是主要元音，是响度最大的元音，原来的i元音成了介音，赵元任标的调号已经明确表示了。王理嘉和贺宁基通过实验，特别使用“意”和“意儿”进行了对比，结论是“儿化韵不能简单地描写为一个主要元音之后加上一个 [èr]，其卷舌成分并不是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单独存在的音素成分，而是贯穿于整个韵母的卷舌色彩。”(王理嘉、贺宁基，1985，第36页)换句话说，“卷舌色彩”是以韵母为载体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他们实验资料和结论的怀疑：第一，赵元任的描写是符合说汉语人的听觉和语感的，应该说也是符合语音实际的，他们自己也说“[i][y]儿化韵中的[è]决非可有可无的过渡音”，(王理嘉、王海丹，1991，(2)，第100页)但他们的语图上没有标示和说明这个中元音和卷舌的关系，只说共振峰距离的远近与卷舌色彩的关系，这种观察与音理不合，因为i与“卷舌色彩”没有“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发i的时候舌头是不可能同时卷起来的，当舌头一卷起来的时候，就不可能再保持i的部位，i就不是 i了,共振峰的变化怎么能说明i上有卷舌色彩呢?第二，元音i和y与卷舌的动作没有“可共存发音同时性”，说明它们是线性关系，通俗点说，是发了i或y以后再卷舌的，i或y上怎么体现得出“卷舌色彩”呢?进一步说，带i和y介音的韵母，或i和y“儿化”后成了介音的韵母，介音后面还有一个响度最大的主要元音，这个元音是“卷舌色彩”的承载者，它怎么把“卷舌色彩”传导到与卷舌动作不相容的i和y介音上去的呢?“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元音的儿化，是在舌位高低不变的情况下，舌头状态的变化，而不“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元音儿化时，舌位高低情况必须变化的情况下，舌头状态才能变化。这两种所谓的“动程”是不同性质的动程。前高或半高元音的舌位一变还能是前高或半高元音吗?不是前高或半高元音承载的“卷舌色彩”，能算到它们账上吗?可见，共振峰距离远近不能说明[i][y]介音上有卷舌色彩，因此整个韵母承载“卷舌色彩”的结论是不准确的，至多说带u介音的韵母还勉强可以，因为u与卷舌动作具有“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

　　第三个问题比较简单，“儿化”音与“儿”音发音是否相同?回答是肯定的。“儿”音与“儿化”音一样有两种属于个人特点或习惯的发音，没有功能的意义。这是早经听辨和实验证明的。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听辨方法:北京人对孩子有一种按序的昵称，比如小三儿、小四儿、小五儿等，理应有小二儿，由于“二”和“儿”都是卷舌元音，小二儿就与小二同音;再如北京人对人长相的描绘常常与五官相结合，如金鱼眼儿、瘌痢头儿、樱桃嘴儿等，理应有招风耳儿，由于“耳”和“儿”也都是卷舌元音，招风耳儿也就与招风耳同音。由此可见“儿”音和“儿化”音的发音是相同的，如果“二”、“耳”与轻读的词缀“儿”不同音，这个词缀“儿”就不会丢(不存在叠音简化的条件)，或者也可以说不能不加(不加不符合构词规则)。有人提出“儿”音和“儿化”音有三点不同:“儿”音字不带声母、只有一个元音[è]、是一个单独的音节等。(陶荫培、尹润芗，1957)这是语音的配列问题,属音系学范畴，与语音学的发音无关。倒是“儿”音字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这与发音有关。早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宇文长工就认为是两个音，一个是a元音，一个是è元音，没有弄清楚“儿”音字，读平声的舌位高，读仄声的舌位低的互补分布道理(宇文长工，1954)，受到傅懋勣和周殿福两先生的批评,(傅懋勣，1954;周殿福，1954)事过三十年，李思敬再犯这样的错误(李思敬，1986)，受到王理嘉、贺宁基同样的批评。(王理嘉、贺宁基，1991)“儿”音字在功能上是一个音，应该是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