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推广普及与缓解边境民族地区农户相对贫困调查研究——以广西为例

　　22(2)边境的人员交往、经贸交流、通婚成家、文化教育、应急服务等,都离不开边境语言的参与,边境语言是架设在边界上的“语言睦邻桥”,具有“兴边睦邻、戍边护疆”的作用。参见李宇明:《边境语言的“睦邻戍边”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9日,第2204期。

　　23(3)李文钢:《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24(4)潘天舒:《“贫困文化”之辩》,“复旦人类学”微信公众号,2016年5月7日。

　　25(5)(6)吴理财:《论贫困文化(上)》,《社会》,2001年第8期,第18页。

　　26(7)研究结论认为普通话能力在经济、健康和精神维度上均具有减贫效果,其中普通话精神减贫效应的机制是普通话能力通过增强社会交往进而降低精神贫困。参见张卫国:《普通话能力的减贫效应:基于经济、健康和精神维度的经验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4期。

　　27(8)张卫国、程实:《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28(9)刘金林:《推动边境民族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8日。

　　29(1)[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7页。

　　30(2)邱济芳、聂伟:《方言技能对进城农民落户意愿的影响机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1(3)情感功能有助于消除社会交往中的怀疑与隔阂,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改善社会交往状况;经济功能则帮助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优势,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好的收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参见康慧琳:《语言能力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4期。

　　32(4)于鹏杰:《地方精英与族群认同---一个村庄族群记忆的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33(5)刘雨婷:《隐晦区分:大都市本地居民地域身份认同的重构》,《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