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推广普及与缓解边境民族地区农户相对贫困调查研究——以广西为例

　　注释

　　1赵婀娜、吴月:《筑牢国家发展的语言文字基石》,《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3日,第12版。

　　2吴月:《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人民日报》,2020年9月15日,第12版。

　　3(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语言与翻译》,2022年第1期。

　　4(2)数据来源:根据2021年7-8月课题组对大新县、龙州县、宁明县、凭祥市、防城区、东兴市、那坡县、靖西市8个边境县(市、区)推普和相对贫困的问卷调查结果整理而得。调查内容包括居民性别、年龄、民族、学历、职业等基本信息,普通话水平,以及收入、教育、信息、精神等多维相对贫困情况。

　　5(3)将普通话水平分为“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能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但带有明显的方言和民族语口音”“基本达到交流目的”“达不到交流程度”五个等级;普通话普及率=达到第四等级(包括第四等级)以上的被调研人数/被调研的总人数×100%;普通话普及质量=(“能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人数+“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人数)/使用普通话交流的总人数×100%。参见刘金林、马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55页。

　　6(4)参见李实、李玉青、李庆海:《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演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沈扬扬、李实:《如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兼论“城乡统筹”相对贫困的可行方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7(5)参见张立冬:《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孙鲁云、谭斌:《自我发展能力剥夺视角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析---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2期;刘愿理、廖和平、李靖等:《后2020时期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机理分析---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地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6期。

　　8(1)参见于良芝、周文杰:《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个人层次的信息不平等测度述评》,《图书与情报》,2015年第1期;李钢、乔海程:《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信息贫困度测评指标体系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5期;李静:《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信息贫困测评及对策研究---以陕西农村为例》,《图书馆》,2022年第1期;齐红倩、杨燕:《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多维贫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2年第1期。

　　9(2)参见孙咏梅:《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0(3)本文为分析职业与收入相关性,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8-60周岁成年劳动者。根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十五、五十八条规定,成年劳动者是指年满18周岁群体;《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可以退休,以及年满60周岁以上的农民可以领取养老金等政策。

　　11(4)根据广西边境8县(市、区)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及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8县(市、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11.17元。以此为收入维度相对贫困分界线的标准,将被调查居民的收入维度划分为0元-16000元、16000元-36000元、36000元-72000元、72000元以上四个等级,处于72000元以上的收入群体为高收入群体,依此类推为中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低收入组。

　　12(5)列联表指以列表的形式表示两个或多个变量同时发生的频数,分析一个或多个变量在某一因素影响下的分布;卡方检验和相关系数是建立在列联表的基础上,运用统计量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及联系的紧密程度。对于两组定序变量,采用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考察二者是否存在线性相关,Gamma系数测量二者相关性程度;而对于两组定类变量,总例数N≥40,所有理论频数T≥5,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及列联系数测量二者的相关性及其程度。

　　13(6)消减误差比例是指一种对变量间关系的测定,即用一个社会现象(x)来预测另一个社会现象(y)时,能够消除百分之几的误差,即x对y的解释力有多大。

　　14(1)秦广强基于北京市城八区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对普通话水平和农民工经济收入及社会交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普通话熟练的农民工能够获得高于不熟练者21%-40%的月收入,源于普通话熟练者在工作培训、职业技能、自我价值意识、工作适应等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参见秦广强:《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的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3期。

　　15(2)陈媛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三套中国的综合数据,实证分析认为普通话以及单项能力(听和说)均会对劳动者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参见陈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

　　16(3)王海兰等研究表明个体普通话的听力、口语表达和书写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劳动收入。参见王海兰、崔萌、尼玛次仁:《“三区三州”地区普通话能力的收入效应研究---以西藏自治区波密县的调查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17(4)王兆萍、马小雪:《中国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能力的语言收入效应》,《西北人口》,2019年第1期。

　　18(1)倾听与表达能力包括因听不懂普通话而导致的交流障碍以及听不懂老师授课内容形成的语言倾听和理解困难。参见刘燕华、苏铃玲、李徐峰:《乡村振兴视域下提升生计能力技能培训归因质性研究---来自甘肃D县的案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9(2)刘燕华、苏铃玲、李徐峰:《乡村振兴视域下提升生计能力技能培训归因质性研究---来自甘肃D县的案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20(3)康惠琳认为语言的功能包括工具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其中工具性功能意味着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可以帮助个人获取更多信息、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象征性功能表现为语言具有区分内外群体的符号表征作用。当语言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掌握普通话的农户通过与人交谈可以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农作物种植与交易信息,甚至是从跟外人交流中获得更多信息;同时有利于提高掌握手机、电脑等信息工具的技能,进而获取更多信息。参见康慧琳:《普通话能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1期。

　　21(1)刘国辉、张卫国:《普通话能力与进城农民工心理健康---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