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推广普及与缓解边境民族地区农户相对贫困调查研究——以广西为例

　　3. 信息维度

　　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包括跟人交谈、电台广播、报纸杂志、电视、其他途径(村文化活动室、宣传栏)等传统型渠道,以及手机(微信、抖音、快手)等数字化渠道。其中,通过多种渠道、一种渠道获取信息的农户分别占63.93%、26.78%。还有9.29%的农户不关注信息,如老人和跨境婚姻家庭中的妇女,他们由于科学文化知识和语言文字水平较低,无法从公布栏、报刊等实体信息源以及互联网、数据库等数字信息源获取信息而被“信息边缘化”,陷入信息贫困困境。在对国家扶贫政策熟悉度方面,熟悉国家扶贫政策的农户占80.53%,不熟悉国家扶贫政策的占19.47%,这充分说明大多数农户对国家扶贫政策较为关注和熟知。

　　4. 精神维度

　　从脱贫意志指标来看,83.00%的被访者表示个人努力更重要,17.00%的被访者表示政府资助更重要,这表明大部分农户对“自我脱贫”具有较强的信心。摒弃“等、靠、要”的思想,实现“扶我脱贫”向“自我脱贫”的转变,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从参加文体娱乐活动来看,45.10%的被访者反映不参加文体娱乐活动,仅16.79%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参加该活动。笔者调查发现,除了边境民族地区文化娱乐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之外,大多数边民不参加文体娱乐活动与其文化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加,边境地区农村“空心化”越来越严重,留在农村的群体被称为“386199队伍”(“38”指没有办法外出打工的家庭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这一留守群体,尤其是老人和妇女的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导致其思想固化、传统,他们片面地认为文化娱乐活动属于“不务正业”,难以接受一些新潮的文化娱乐方式,因此对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缺少积极性。

　　二、普通话水平与多维相对贫困相关性分析

　　表2为笔者对普通话水平与多维相对贫困列联表的统计结果。统计结果表明,从普通话水平与收入维度配比的结果来看,随着普通话水平的提升,处于16000元-36000元、36000元-72000元、72000元以上三个收入段的被调研对象占比呈上升趋势,而处于0元-16000元收入段的农户占比却呈下降的趋势,可见,随着农户普通话水平的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普通话水平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因此,攻克“语言关”可能是促进农户增收致富的基础性工程,这推动着农户普通话的高质量推广普及。这与秦广强、①陈媛、②王海兰等③研究结论一致。

　　从普通话与教育维度配比结果来看,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随着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农户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比呈下降趋势,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占比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普通话水平和居民受教育程度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王兆萍、马小雪的研究相似,他们认为普通话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存在相互影响:普通话学习是对教育进行投资的一部分技能收益,而更高水平的普通话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受教育机会。④在教育培训类型方面,随着农户普通话熟练程度的提高,农户参加思想政治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占比逐渐增加,接受农业与语言技能培训的农户占比呈总体上升的趋势。

　　表2 普通话水平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相关分析(样本是n)

　　注:表中百分比为不同普通话水平的调研对象中各维度相对贫困的占比

　　随着农户普通话水平由五级提升为二级,接受语言技能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但随着二级上升为一级,这一趋势转为略减态势。而不参加培训的农户占比却呈递减的趋势。如此看来,普通话水平是影响农户参培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倾听和表达受语言畅通、语言内容感知、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的影响,因而语言能力直接影响农户在参与培训过程中的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①进而影响其对培训和授课内容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以及培训的成效和积极性。刘燕华、苏铃铃、李徐峰的研究表明,培训老师和农户由于语言沟通不畅导致的交流障碍以及听不懂普通话而形成的语言倾听困难是农户不愿意参加培训的主要因素。②

　　从普通话与信息维度配比结果来看,在信息关注以及渠道选择上,伴随农户普通话水平提高,不关注信息的农户占比呈下降趋势,通过传统型渠道获取信息的农户比重也逐步降低,而以数字化渠道获取信息的农户占比则整体上呈递增趋势。③但在渠道选择方面,不论普通话高低,农户选择传统型渠道的占比要远高于数字化渠道,他们信息来源的渠道主要来源广播、电视以及邻里传播,信息获取手段单一。究其原因,一是边境农村区域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按照广西“信息网”基础设施的建设目标,到2025年,广西100%的城镇、60%以上的农村地区将实现千兆网全覆盖。目前,边境偏远农村还存在信息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仍有部分自然村、行政村与网络无缘,或者信息网络不够畅通,导致现代化信息平台对这些村的农户来说仍然很陌生。二是当地一些农户整体素质不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现代通信信息技术的了解甚少,信息化意识和信息化的能力比较薄弱。

　　在国家扶贫政策熟悉程度上,随着普通话水平的提升,对国家扶贫政策熟悉的农户占比呈显著上升趋势。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熟练地使用普通话无疑可以提升农民的交际能力,扩大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获取信息的技能,加深他们对于国家扶贫政策的理解。当然,掌握普通话并不是农户主动关注信息的必要条件。调研结果表明,有22.41%不会普通话的农户由于子女成长、社会融入等原因而对子女上学、就业等信息较为关注,但因为文化程度和信息获取能力受限,在信息获取渠道上偏好跟人交谈(占13.32%),还有4.70%的被访对象则通过观看少数民族语言电视广播节目获取信息。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仅靠电视、电话、与人交流等方式获得的信息明显滞后,即使有35.27%(一般熟悉为14.11%、熟悉为21.16%)的不会普通话的农户表示熟悉国家政策,但受限于信息获取渠道,他们仍以电视电话、与人交谈为主,其获取的信息也不完整,知识碎片化较为严重。

　　从普通话与精神维度配比的结果来看,在脱贫意志方面,普通话四级及以上水平的农户选择“个人努力”的占比分别为90.89%、84.63%、81.14%、62.74%,而选择“政府资助”的占比分别为9.11%、15.37%、18.86%、37.26%。随着普通话水平的提升,农户表现“个人努力”的脱贫意志的占比呈上升趋势。以“个人努力”实现脱贫致富是满足农户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农户一方面更容易在教育培训中获得知识和技能,从而扩展就业途径提高经济收入,提升自我效能感,逐步形成依靠自身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观认知;另一方面提高流入城市的农户对现代化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程度,打破农户同就业所在城市人口的文化和情感隔阂,增进社会信任感,获得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进而达到社会和自我双重认同。具体讲,农民工普通话能力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即普通话能力可以增强农户社会网络关系排解压力、减少歧视;改善经济社会地位,提升其主观幸福度;打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原有文化和情感层面的隔阂,增强其社会认同感。①同时,有81.97%不会普通话的农户也选择将“个人努力”作为脱贫的主要方式。不难发现,这部分人的自信源自就业和收入稳定,以及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等传统文化的正向影响。边境是双边口岸贸易和人员交流的通道,而跨境语言是开展边境贸易和民间交往的重要纽带和工具。尽管部分边民不会讲普通话,但熟练掌握跨境语言不仅有助于推进跨境的语言文化沟通,增强边境的语言文化安全,且为边民线上线下边境贸易活动的开展搭建了“语言桥梁”,具有“兴边睦邻、戍边护疆”的作用。②至于为何少部分边民认为个人脱贫还是要依靠“政府资助”,这既有语言、思想观念等“文化”影响,也有比‘文化’更强大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③换言之,研究者除了从农户自身角度分析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态度的形成,还要考虑社会结构中个体无法抗拒的力量,如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④受长期生活于偏远山区,加上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等因素的深度影响,少数边民形成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以贫为荣的扭曲心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等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他们仅仅追求一种“保守的稳定”的心态,脱贫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如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言,当对贫困麻木的这种状态成为一种习惯,贫困者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⑤再加上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低,贫困者认为靠自己无法改变现状,践行“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等。⑥